历任文职，无所作为。当上大帅之后，他退缩不前，辗转不定，全无祖父的英雄气概，被降为绥远将军，又放任惨败于喀尔喀亲王策凌之手的准部残军安全逃走，贻误了军机，被按律处死。马尔赛之后的北路大军主帅靖边大将军锡保，擅长于阿谀逢迎，奉承皇上，被雍正帝誉为才具优长，乃国家实心效力之贤王，并以其署振武将军时治军勤劳，而由郡王晋为亲王。谁知，锡保的这些功劳皆系虚报，终因畏敌不前，危害了战局，被议罪革职削爵。如此劣帅直接影响到中下级将官和士卒的锐气，一向勇猛善战、以少胜多的八旗劲旅，竟变得士气低落，怯于征战，连号称强中之强的索伦兵，也在和通泊之战中首先溃逃。

和通泊之败，在三个方面给予清朝政府以沉重打击。

第一，军威大损，实力下降。清军的惨败，严重地削弱了它的战斗力，士气更为不振，西北边防出现了严重危机。当雍正九年九月准兵乘两个月前的大胜而东征喀尔喀时，全靠喀尔喀郡王、额驸策凌率部奋勇迎战，斩其骁将，才击败准军，逐其退走。第二年七月，噶尔丹策零亲领大军，由北路倾国入寇，也还是靠这位额驸拼死反击，于杭爱山东侧鄂尔浑河畔的额尔德尼昭大败准军，使其伤亡一万余人，仓皇逃走。如果这时统领数万大军的靖边大将军、顺承亲王锡保与绥远将军马尔赛遣兵配合夹击，则将尽歼准军，可是，这两位大帅竟拥兵观望，怯战不前，致使准部余军安然无恙，回到故地。《清世宗实录》卷111，页23、24、25，卷122，页13，卷123，页3、4、5、6；《圣武记》卷3，《雍正两征厄鲁特记》；《清史稿》卷296，《策凌传》。没有策凌额驸及其部下的英勇奋战，清军是不能抵挡准部进攻的，那样一来，准军就要不断进掠喀尔喀三部，甚至深入内地，西北、北方将不得安宁，西藏、青海、甘肃也要受到严重威胁，后果将是极为严重的。

第二，军费浩繁，币银剧减。西北两路大军，人数众多。雍正七年正式下谕出征时，北路有京城八旗兵六千名，车骑营兵九千名，奉天、船厂、察哈尔、索伦、土默特、右卫、宁夏七处兵八千名，有总统将军、副将军、参赞大臣、前锋统领、副都统、总兵、副将、侍卫、参将、游击等将官七百五十三员；西路有兵二万六千五百名，文武将官三百二十四员，漠南四十九旗蒙古王公和漠北喀尔喀三部王公，也派有大批蒙古兵士从征。和通泊失败以后，清廷又急忙赶派兵马增援。雍正十二年八月，北路军营有满洲、蒙古、绿旗兵六万零三百余名，西路有兵数万，加上各部蒙古兵，共有兵士十余万人，另有随同将官士卒的跟役十万余人。这几十万人每年所需兵饷，数量相当大。仅雍正九年二月从北京八旗挑选的旗下包衣兵二千名，每名就给其家主银一百两，其父、母、妻、子每人给家主身价银十两，每名还照马甲之例发给钱粮、马匹、器械，又赏一百两，共计用银数十万两。作战所用的大炮、枪支弹药、弓箭、刀、枪，官兵的军服、帐篷、车辆，又需巨万银两。按官方规定驻兵一万，需粮料十万余石计算，这远离京师万余里的十余万大军的食粮和十几万匹战马的饲料，每年需粮一二百万石，而道路遥远，交通不便，运到军营的一石粮，常需花十几石的用费。这一切，耗费了数千万两白银，使国库存银急剧下降。雍正中户部库存银六千余万两，自七年用兵准部以后，动支大半，乾隆帝即位时，只剩下二千四百万两。

第三，干戈不停，全国难安。十余万大军转战于数千里之外，延续好几年，军情瞬息万变，胜负难卜，安危未定，使清廷不得不全力以赴，专注于对准部用兵事项，为此特设军需房，著名的雍乾以后具体议处国政的新的中央机构军机处，就由此而出现了。这固然是权利机构的一大改革，但是，它也表明对准部的用兵，占据了何等重要的位置，使得清廷无法对其他方面的大事认真考虑。雍正七年以后，清廷没有在政治、经济等方面采取新的重大改革措施，恐怕与此是不无关系的。而且，十几万兵士的佥派、补充和更换，也是一个令人非常棘手的难题。这样大数量的军队，是从全国各地征调而组成的，北京、奉天、吉林、黑龙江、山西、山东、江苏、湖北、陕西、甘肃、宁夏等省的满洲八旗兵士，皆奉命派至军营，遇有伤亡或年限太久，则从本地征补。雍正帝还专门挑选了几千名能挽硬弓体壮力大的勇士，加以训练后派到前线。大军由各地开往西、北两路军营，沿途所需粮草马骡车辆，数量巨大，州县竭尽全力，也难备办齐全，尤其是陕西、甘肃，更是交通要道，负担尤为沉重，军民痛苦不堪。漠南科尔沁等四十九旗蒙古和喀尔喀三部蒙古，既要派出大批士卒从征，又要供应大量马、驼、牛、羊，仅雍正十年十一月，清靖边大将军锡保一次就向各部王公采买军马十万匹、羊四十万只、山羊十万只。总而言之，用兵西北，闹得全国不得安宁，长期延续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正是由于这样严酷的形势，使得雍正帝决定停兵议和，而噶尔丹策零也因两次败于喀尔喀策凌额驸手下，伤亡惨重，元气大损，愿意休战，因此，从雍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