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准噶尔兵击败。这一意外的消息，顿使朝野大震，年方二十岁的皇四子弘历，也必然会惊愕不已。

原来傅尔丹于雍正九年五月初六日至科布多，据拿获的准部兵士(实为谍者)塔苏尔海丹巴供称：准部大台吉噶尔丹策零派兵三万来攻北路军营，大队尚未到达，前队只有一千余人和驼马二万，在博克托岭。傅尔丹信以为真，欲乘其不备，速迎掩杀，便拣选兵丁万名，分为三队，于六月初九日出发，轻装进袭。噶尔丹策零伏兵二万于山谷之中，以少数兵士、牲畜引诱，伪败而逃，傅尔丹中计，冒昧前往，堕入伏中，大败于和通泊(科布多西二百里)。这一仗清军伤亡惨重，生还至科布多者仅两千人，副将军、辅国公巴赛，副将军、兵部尚书查弼纳，一等公、前锋统领、参赞大臣达福，以及参赞大臣马尔萨、素图等阵亡，参赞大臣觉罗海兰、定寿和侍郎永国等自杀，是七十余年以来清军的第一次大惨败。

和通泊之败，不仅对雍正末年政治、军事、经济等等方面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而且直接影响到乾隆初年的政局，使四年以后的新君坚定了与准噶尔议和的决心，因为他和父皇世宗一样，不得不认真探讨失败的原因及其影响，从中记取必要的教训，采取新的政策。

和通泊之败，使雍正帝及其倚任的文武大臣对清朝与准部双方的形势和力量的对比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雍正帝很早就想征服准噶尔，实现圣祖未遂之愿。从雍正四年起，他就命令怡亲王允祥，大学士张廷玉与蒋廷锡及川陕总督、三等公岳钟琪小心缜密经办军需一应事宜，筹集了大量器械、粮米和牲畜，运往前线。雍正七年三月，他任命傅尔丹为北路大军主帅靖边大将军，岳钟琪为宁远大将军，领西路军，下谕讲述准部大台吉噶尔丹策零及其父策旺阿拉布坦的罪状，强调指出若不将其迅行扑灭，将来必为蒙古之巨害，贻中国之隐忧。《清世宗实录》卷80，页27，卷81，页12，卷82，页6。

雍正帝认为此战必能取胜，必能征服准噶尔弹丸之地，因为各方面的条件皆已俱备，天时人事，机缘辐辏，时不可迟，机不可缓，若天与不取，必将有误。岳钟琪特上王师之十胜奏疏，认为噶尔丹策零是众叛亲离，天怒人怨，大军进征，有十胜的根据。这十胜是：一曰主德，二曰天时，三曰地利，四曰人和，五曰糗粮之广备，六曰将士之精良，七曰车骑营阵之尽善，八曰火器兵械之锐利，九曰连环迭战攻守之咸宜，十曰士马远征节制整暇。大学士张廷玉等奏称皇上天兵驯熟精锐，所向无敌。《清世宗实录》卷78，页21，卷81，页13，卷82，页5。满朝一片预庆必胜的热烈气氛，好像准部真的是指日可下了。不料，这些估计，完全错误，准部不仅依然屹立于西北，而且还打了胜仗，清军却遭受了七十余年未有的大败。

清军之败，固然有其客观因素，此时的准部，上下团结，兵马强壮，将帅善战，指挥正确，兼之他们在本部作战，以逸待劳，熟悉地形，易于埋伏，而清兵是长途跋涉，人地生疏，水土不和，疲惫不堪，供应困难，在地利上处于不利的境遇。但是，为什么四十年前的八月初一日，清抚远大将军裕亲王福全能大败无敌于世的准部博硕克图汗噶尔丹为什么三十五年前康熙帝第二次亲征准部，吓得噶尔丹率部仓皇逃遁，被清抚远大将军、一等伯费扬古大败于昭莫多，连其妻阿奴可敦也死于八旗兵丁刀下。显然清军之败于和通泊，主要决定于清朝本身的因素。首先是雍正帝决策有误，任人不当。这位精明过人的****君主，虽长于治政，却不谙用兵。他因雍正元年顺利、迅速平定青海罗卜藏丹津之叛而骄傲自负，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错误地贬低了准部的实力，轻率决定进征准部。他任用的两员大帅，皆非帅才。统率西路大兵的宁远大将军岳钟琪，本系将门之子，又多年征战，军功累累，雍正元年仅领兵五千就出奇制胜，兼程突袭，大败众达十余万的青海和硕特部****浑台吉罗卜藏丹津，平定了青海变乱，因功封三等公，由四川提督晋为兼甘肃巡抚、甘肃提督，再升为川陕总督，在当时确实也是难得的优秀将领，但他毕竟只是一员战将，只是将才，而非帅才，不能肩负统军灭准的重任。他又青云直上，位至大将军，官高阶崇，持重思安之念日浓，锐气渐衰，特别是宦海风波，官场倾轧，谤书盈箧，不少人忌其功高权重，上书朝廷，称岳钟琪系岳飞之后，诬其欲报宋、金之仇，将要谋反，虽然世宗对此不予理睬，但岳钟琪自然会心怀疑虑，瞻前顾后，难以决策，对满洲将官不敢冒犯。因此，他担任大将军后，尽管可以上书详陈王师之十胜，但却很少建树，很少主动出击，怯战情绪相当浓厚。至于傅尔丹，本事更差了。他的曾祖费英东，虽系被人誉为万人敌的猛将，是军功卓著的开国元勋，但傅尔丹本人却是匹夫之勇，浮躁寡谋，易为人欺，终于轻信敌谍，中计入伏。

其次，朝中无能人，八旗军队高级将官多系庸碌无能之辈，怯战畏敌。接替博尔丹的抚远大将军、一等公马尔赛，虽系智勇双全所向无敌的抚远大将军、一等忠达公图海之孙，却是一纨绔子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