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练导引术，上午习经，下午习武，而暮读群书。唯一不同的是少了吴懿、吴班二人。孔邑虽然此次被田盛称为“一日千里，命世之才”，但是袁绍、何颙这样的“四海内士”对他刺激很大，于是孔邑愈加严格地要求自己，文以卫臻、虞翻为友，武以戴邵、来异为师，每日习经练武，不敢懈怠。如此这般一直到腊月底，韩卓的“及门”弟子里离家近的纷纷告辞准备回家庆祝正旦，卫臻、戴邵均为襄邑人，便结伴而行，而虞翻因路途遥远，本打算留在外黄，可是挡不住孔邑的连番邀请，便跟着孔邑一起去了陈留。

正旦，即岁首、元旦，也就是现在所说的春节。古时岁首一开始并不固定，夏朝以正月初一为岁首，商朝是十二月初一，周朝是十一月初一，秦朝则是十月初一，汉承秦制，初时仍岁首十月，直到武皇帝太初改历，重新以正月初一为岁首，这才固定下来，并延续至今。

汉时正旦已有后世春节的雏形，如苇茭桃梗（门神之前身）、守岁、爆竹、祭祖、族宴、拜年等。陈留孔氏族人不多，以孔伷的身份最为尊贵，故祭祖以孔伷为首，族宴亦设在孔伷家中。孔邑在族兄弟里，只跟孔勖（xù）相熟，却是因为孔勖也在孔伷门下习经，又常和孔邑一同蹴鞠打猎。于是孔邑、虞翻、孔勖三人便坐在一处，饮酒清谈，直至席散。虽然虞翻性子孤傲，但是孔勖擅算学，说话风趣，酒量也好，因此二人相处也还融洽。正旦日之后，便开始走亲访友，孔伷门下弟子宋敏、王兰等人纷纷前来向孔伷拜年，孔邑也去向舅父孙路、对自己有养育之恩的田戎父母拜年，并和刘绩、田戎等相聚一番。这样一直过了正月十五元宵节之后，孔邑、虞翻才返回外黄。

进入二月，一场大疫来势汹汹、席卷全国，一时之间人人自危，大家纷纷闭门不出，外黄县市也被关闭。好容易等到疫病结束，到了四月，又来了旱灾，虽然孔邑身边没人在二月大疫中亡故，可是大疫加旱灾，不知多少人将因此家破人亡，流离失所。

说起疫病，时人称之为“伤寒”，症状主要表现为高烧、畏寒等，死亡率颇高。早在本朝元初六年（公元119年），在会稽郡就已经出现了大规模的疫病，随后又多次出现大疫，如孝桓皇帝延熹五年（公元162年）春三月，皇甫规讨伐羌乱时，就曾“军中大疫，死者十之三四”。而自从今天子登基以来，已经在建宁四年（公元171年）、熹平二年（公元173年）、光和二年（公元179年）和今岁（公元182年）发生了四次大疫，惨状虽或许不及史实建安年间之“家家有伏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声，或合门而亡，或举族而丧”，但称之为本朝头号天灾实不为过。正是因为疫病肆虐，穷苦人家又没钱就医，在一个自称“大贤良师”的冀州人的多年努力之下，能替信徒免费治病的“太平道”之名在神州大地上越传越广，信徒也越来越多。

光阴似箭，不觉已是一年多，光和六年（公元183年）夏，一如去岁又是大旱，入冬之后，外黄天气变得异常寒冷，本来很多黔首百姓已被大疫、大旱逼为流民，现在再加上天寒地冻，很多人被活活冻死在道旁，县城外也聚集了大批流民。虽然外黄令派人搭建了些临时的草棚，又每隔几日发粮赈济一番，但是因粮食不足每日都有饿死之人，直到在韩卓、濮阳闿等名士带动之下，外黄大姓纷纷捐出钱粮、冬衣，情况才略微好转。

虞翻因今岁将行冠礼（满二十），已于去岁（公元182年）离开外黄返回会稽，而吴班因是为族父服丧，只有三个月丧期，去岁二月便回到外黄，回来后不想一个人住，便搬到孔邑住处，每日与孔邑、戴邵一起习经练武、蹴鞠打猎，三人同食同寝，两年下来，已是情同手足。虽然今岁大旱加寒冬，但吴班、孔邑家中巨富，戴邵亦为中人之家，故对三人影响不大。

十一月的一个下雪天，孔邑正在院中和戴邵、吴班练习刀法，突然从陈留送来一封紧急家信，信中孔伷只写了聊聊几个字：“母病重，速归。”孔邑在堂上看完信顿时心里一痛，眼眶湿润起来，同时又有些惊疑，毕竟正旦时母亲还身体无恙。在仔细询问了送信的骑奴之后，孔邑这才知道母亲孙氏在两个月前突然得了一种怪病，初时只是腹部鼓胀，以为是怀有身孕，后经医匠诊断，却并非喜脉，不久之后腹大如瓮，于是孔伷遍请兖州名医，皆束手无策，如今孙氏病情愈重，饮食日渐艰难，每日仅喝粥而已。

“两个月前已诊出，为何到今日方送信过来？”孔邑得知事情的过程后又悲又气，在堂上一边命人备马一边怒气冲冲地向骑奴问道。

“少主息怒。小人听说是主母担心影响少主学业，故此未及时通知少主。”

“什么影响学业！唉……糊涂啊糊涂！”孔邑气地一拳砸在案上，然后又一脚将其踢翻，也不管竹简散落一地，大步向院中行去。

跟戴邵、吴班说明了下情况，孔邑又略作安排之后，便心急如焚地与来异等人冒雪往陈留疾驰而去。戴邵、吴班一直送孔邑至城外，回来时二人情绪低落，戴邵叹了口气对吴班道：“阿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