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出版《喜咏轩丛书》而知名。由于他是民国年间《天工开物》的最早刊行者，故此本称为“陶本”。陶本是用安徽泾县宣纸印的，分上中下三册。早在民国初年《天工开物》便受到丁文江（1888—1936）、章鸿钊（1878—1951）、罗振玉（1866—1940）及陶湘等人注意，但国内难以找到传本，他们遂以明和八年（1771）和刻本为底本谋求出一新版。关于出版经过，丁文江在1928年写的《重印天工开物卷跋》中作了详细说明，载陶本1929 年版书末。陶湘本人也在《重印天工开物缘起》（1927）中作了类似简介。此本虽以菅本为底本，但亦参考了杨本。前三版（涂本、杨本及菅本）体例大致相同，版面、行款、文字位置都完全一样，插图也基本上为同一系统。至陶本开始则完全打乱了前三版原有的布局，而另起炉灶。

陶本在体例上的重大改变是对书中全部插图重新请画工加绘制版，有些图参照清代《古今图书集成》（1726）、《授时通考》（1747）加绘或改绘；有些图（如《作咸》章）据《两淮盐法志》（1748）、《河东盐法志》（1627）、《四川盐法志》（1882）加绘结果弄得面目全非、图文不符。也许陶湘的用意是好的，意在提供精绘插图，使之胜过原有版本。而实际上陶本在艺术技巧上确实精工，但因是民国年间画工所画，在人物服饰及神态、室内陈设上反不如涂本、杨本及菅本那样淳朴、真实，甚至有画蛇添足之虞。对此，三枝氏已在其论版本的文内作了中肯的批评。然而陶本也有可取之处，即它作了文字校订，排除了前三个版本中不少错字。陶本中文字可取，但插图则全不可取。遗憾的是，20 世纪以来中外学者使用插图时，常取自陶本，而其中插图已失去涂本原有的真实性。有绘画鉴赏力的人会看出，陶刊本插图带有民国年间艺人的画风，与明人画法迥异。陶本书首扉页有罗振玉的篆文题签，下面是陶湘的《重印天工开物缘起》、影印的杨本手书体序，再往下是涂本序及正文。删去了菅本中都贺庭钟的序，书未附丁文江撰《奉新宋长庚先生传》及《重印天工开物卷跋》。正文前还有原书各章总目，但又另加各节分目。陶本的贡献在于，它毕竟是中国中断了200 多年后于20世纪新刊出的本子。它的出版激发了国内外对《天工开物》的注意及研究，添补了中国版本上的不足。陶本问世多年不曾再版，直到1983年台北广文书局影印《喜咏轩丛书》时，才将陶本《天工开物》列入其中第一册，文字及插图都没有变动，只是将插图施以朱色，看起来效果不一定很好，反不如原来黑白分明。

五、通本

这是20 世纪以来中国出版的菅本影印本，是继陶本之后中国境内出版的第二个本子，从整个《天工开物》版本史上属第五版。因为是由上海华通书局于1930 年出版的，故称为“华通书局本”或简称为“通本”。

该本以日本明和八年（1771）菅本照原样制成胶版影印，分九册线装，书中删去供日本人阅读时使用的训读假名，保持原有汉字，再删去菅本扉页、都贺庭钟序和书尾的版权页。通本是单纯影印本，没作文字校勘及任何解说，故在版本学上不及他本重要。但因陶本插图大换班，人们在未得涂本及杨本前，不知原插图是何面目。今有通本，可提供这个机会。

六、商本

这是《天工开物》的第一个现代铅字竖排本，在版本史上是第六版。因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故称为“商务本”或简称“商本”。20年代时丁文江从罗振玉那里看到菅本后，曾请上海商务印书馆照像复制，谋求铅印出版。但因陶本已于1927 年提前问世，因此这个铅印本迟至1933 年才出版。商本以菅本为底本，文字校勘参考陶本。文字基本上是涂本系统，曾加句点，但插图则涂本及陶本兼而用之，成为混合系统，显得体例不一。

但因是铅印本，阅读起来颇觉方便。此本有两种形式，其一作36 开本，分三册装订，列入《万有文库》第719 种，称“商万本”。其二作一册装32 开本，收入《国学基本丛书简编》中，称“商国本”。二者版型、文字、插图全同，只是装订册数及开本不同。商国本使用起来方便，1954 年曾重印一次，因此是较通行的本子。此本发行量较大，使《天工开物》更为普及。

七、局本

此本也是铅印竖排本，但文字经特别校勘、断句，在版本史上是第七版。1936 年由上海的世界书局出版，故称为“局本”。董文先生在书首《弁言》中说：“这书的文字极为简奥，而且中多术语，我们现在特加句读，以便读者。菅生堂本讹字很多，陶本间亦有误，现在把两本互勘一过，遇有异文，注明‘某本作某’或‘某本误某’；如两本均误，则注明‘菅本、陶本并误某’。这本图画今即依陶本摄影制版。”这是个正规的校勘本，可惜当时没能掌握涂本、杨本这类善本，书中插图也没采用较为可靠的菅本，而用了标新立异的陶本。局本用大四号仿宋铅字，作一册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