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胡雪岩领导本土的金融和商贸力量开始向洋行发起挑战时，他不仅直接威胁到了洋行的商业利益，更威胁到了洋买办阶层的切身利益。

1874年，席正甫当上了汇丰银行的洋买办，交了2万两银子的保证金后，他买到了一张通向控制上海金融市场的“快车票”。席正甫的能力当然没有让汇丰银行失望，刚到汇丰，他就搞定了清政府以盐税做抵押，向汇丰进行政治借款200万两白银的大单，年息8%，分10年偿还。席正甫一炮打响，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在席家的运作下，汇丰先后经理了沪宁、广九、沪杭甬、津浦、京奉、湖广、浦信等铁路贷款，从中获取了高额分成。

在发行纸币方面，也成效卓著，汇丰的纸币流通堪称外国银行之最，流通范围遍及长江、珠江流域，在华南，汇丰纸币几乎代替了清政府货币的地位，成为计价流通的工具。1893年，洋务派知识分子郑观应在他的《盛世危言》中指出：“若今之洋商所用银票（纸币），并不由中外官吏验瞧虚实，不论多少，为所欲为。闻英商汇丰银行在奥通用之票百余万，该行已获利二百万之谱。”席家为汇丰以白条占有中国实体财富立下了汗马功劳。

在拉存款方面，席家也是出手不凡。中国的达官贵人纷纷将资本存放在政府难以管辖的汇丰账户上，宁可只得到很低的利息，也愿意图个“安全保险”。据统计，长期在汇丰开户的客户中，定期存款在2000万两以上的有5人，1500万两以上的20人，1000万两以上的130人，百万两和数十万两级别的更难以估算。[4]席家从中获取的佣金更是天文数字。

在席正甫的打拼下，汇丰在上海的业务总量大大高于香港总行，英国人自己也承认，“汇丰银行的总行虽在香港，但一般说来，上海分行承做的生意更多些”。当席正甫与英国方面的大班（旧时对外国公司、洋行经理的称呼，指当时中外通商的经纪人。——编者注）发生意见冲突时，总部最终都以席正甫的意见为最终决定，为此，不惜撤换英国大班。

席正甫不仅在汇丰一言九鼎，对上海的钱庄票号也是说一不二。

当时，在上海的钱庄票号由于自有资金不过几万两银子，难以将生意做大。席正甫率先开展了拆票业务，向钱庄和票号提供了无需抵押品的信用贷款模式，大大提高了本土金融机构的融资能力。这些有实力的钱庄以自身的信用出具的远期汇票，在5～20天的时间里，向汇丰或其他外国银行进行以庄票抵押的短期融资。这样一来，仅有七八万两银子的钱庄，可以用庄票抵押给汇丰，从而借出大量资本进行商业贸易放贷，其规模可高达七八十万两。由于汇丰的存款数量巨大且利息成本低廉，在向钱庄拆票的过程中可以收取高额利息，从而美美地享受着存贷利差的美餐。1879年5月23日的《字林西报》报道上海钱庄“用外国银行资本做生意，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近300万两的放款，竟为维持上海市面正常周转所必需的数量”[5]。当银根低于这个数字时，整个商业活动将立刻受到明显影响。

通过拆票业务，汇丰实际上控制了上海钱庄和票号的资金来源。汇丰的手松一松，市面的银根就宽裕，反之，银根就趋紧。汇丰银行所获得的中国巨额廉价储蓄，极大地增强了它对中国金融体系的控制能力，并事实上成为了“中国的英格兰银行”。

正是由于汇丰控制着整个上海乃至全国的银根松紧，而席正甫又拥有着汇丰银行的贷款签字权，所以上海的钱庄业争相拉他入股，实现利益捆绑。席正甫对上海的本土金融机构具备了绝对的影响力，其中也包括胡雪岩。1878年，胡雪岩为左宗棠办理的350万两汇丰银行借款，走的就是席正甫的路子。

席正甫不仅自家独揽了汇丰的买办职位长达三代人，还利用他的影响力，将席家的其他子弟陆续安排进了外国银行体系。无论是英国系的麦加利（渣打）、有利、德丰银行，还是法国系的东方汇理、中法工商银行，德国系的德华银行，俄国系的俄华道胜银行，比利时系的华比银行，美国系的花旗、运通、美商信济银行，日本系的横滨正金、住友银行等，皆是席家的天下。据不完全统计，1874～1949年的75年间，在上海先后开设的外资银行有20余家，而席氏包揽了其中13家的买办席位。

随着席正甫的势力膨胀，连李鸿章和左宗棠都要争相笼络他。李左二人到上海都必见席正甫，毕竟是大财神，无论是“海防”还是“塞防”，离开钱都是瞎扯。二人对席正甫的拉拢都很尽心，他们同时保举席正甫担任政府官员，但席并无丝毫兴趣。后来在李鸿章的再三推荐下，席正甫只得接受了二品顶戴。这与他的刻意低调很不协调。近乎隐居的席正甫连洞庭东山的商圈联谊活动都从不参加，上海的媒体报道中极少出现他的名字。他恪守幕后运作才能成大事的信念。

席正甫与盛宣怀的关系就更密切了。盛宣怀在打垮胡雪岩后成立中国第一家现代银行——中国通商银行时，席正甫是主要的幕后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