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王鹏飞第一次出现在张晓珂面前，到现在为止，还是第一次用这种语气和徐辉英说话。之前他一向是彬彬有礼谦恭有加，看着像是徐辉英的后生晚辈，直到这一刻终于露出了翻脸的迹象。

哪怕是张晓珂这种孩子，也能感觉到王鹏飞这时候的失控。张晓珂甚至怀疑，下一刻王鹏飞就要翻脸。

不过让人意外的是，王鹏飞的这种情绪，爆发来得快去得也快，眨眼之间就消失得干净，又恢复了之前的和气。

“辉英兄是明白人，不该说这种糊涂话。到了这个地步，你我都是一条船上的人。调查科那帮是什么为人，你心里想必也清楚。就算你现在出来说我与这件事无关，他们也不会相信。既然如此，咱们就只能开诚布公共同进退。

军队的关系，我会想想办法，不过说真的，我和江右军没有多少渊源，能否帮上忙也是两可之间。咱们这么下去，就是坐以待毙。别说那些无辜者，就是你我的性命也悬于一线。辉英兄如果有什么办法，还是要趁早说出来，咱们一起商讨才对。”

徐辉英又叹了口气：“我又何尝不想早点脱身，可是办法又哪那么好想？我如果能想出脱困之法，这时候已经离开南京，又怎么会来扬子饭店？

在我看来这种乱象也不会始终存在，现在毕竟不是北洋时代，社会秩序总是这样肯定会引来物议，拨乱反正，恢复正常秩序只不过是时间问题。所以我们只要坚持几天，躲过这阵风头也就没事了。”

“没事？哪有那么容易！那些无辜者还救不救了？就说我们自己，哪怕咱们这次逃过追捕，也会被他们当作赤党这条线的人。一旦这个印象形成，咱们就别想翻身了！”

王鹏飞言语里渐渐又满是火药味：“辉英兄你也不糊涂，好好想想，咱们人在这里，就脱离不开那些人的手眼。自古来只有千日做贼没有千日防贼的道理。一旦他们存心为难，咱们迟早会吃亏。就算辉英兄你没有什么军界朋友，也没有组织为你撑腰。也总该有几个可信的友人，与他们联络一番总好过咱们单打独斗吧？”

“这话倒是不错，只不过没那么容易。”徐辉英倒是不急不躁，“唉，自古来人心最难测，尤其是乱世之中，人就更是善变。当年辛亥的时候，就出了不少背叛告密的事情。

如今这情形，这等人只会多不会少。我确实有几个朋友，可不过是泛泛之交。饮酒闲谈还是可以，这等托付性命的大事，我却想不出有谁可以相信。再说就算有可以托付性命的好朋友，他们现在的处境怕也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你我都是文人，知道自己的毛病。平日里口无遮拦，明里暗里得罪了多少人，到了这时候，谁又能免祸？”

王鹏飞彻底没了话。显然，徐辉英说的入情入理，谁也挑不出什么毛病。

张晓珂在旁听着，也觉得徐辉英这话在大方向上是没问题的。历史上国民党反动派能够成功发动四一二，很大一部分原因，就在于他们手里掌握着当下国内最强大的武力。

由于他们和外国势力媾和，那些洋人愿意拿出钱财武器支持国民党，对于他们的种种倒行逆施也采取睁一眼闭一眼的态度。相反，那些被杀害的无辜，可没有这份好处，赤手空拳又怎么斗得过武装？再说从前清到北洋，外国势力为了维护自己在中国境内的利益，对于很多事情都会进行干涉。

这样既是为了避免自己受损，也是为了加强存在感，争取自己在中国的话语权。这么多年下来，很多中国人也已经把这当成社会生活规则的一部分，认为不管是谁当政，都不敢做的太过分，否则就会被外国人抗议。

可是四一二的时候，社会规则已经和之前不同了。经过共产党强化的国民党部队，比任意一个北洋军阀都强大，也更有力量。虽然他们自身还不足以和列强相比，但是总归比之前的北洋兵强，说话也多少有点底气。

再说洋人自己也在焦头烂额之中，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本来就是欧洲经济整体疲弱所导致的结果。随着一战结束，经济并没有好转，各国又在战争中死伤惨重元气大伤，所以暂时无暇再经略中国。在这个时候，外国势力对于中国政府的干涉能力并不强，且不想得罪有力军阀。所以面对党务调查科的胡乱谋杀，他们普遍选择装聋作哑，绝不会出头予以制止。

这些信息张晓珂自己掌握，但是这时候大多数人并不清楚，还是用老的想法考虑新问题。认为对方不敢或者不会那么做，又认为对方行事肯定会有底线或者有所顾虑，结果就这么吃了大亏甚至丢掉性命。

徐辉英现在说得情况就是这样。他认识的知识分子，在正常情况下，确实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哪怕是警察局也要忌惮他们三分，不敢随便动手。

报纸发声以笔为剑，都能发挥一定的战斗力，至少在社会舆论上可以起作用。可是现在是什么时候？国民党反动派完全撕破脸皮，以最恶劣的暴力手段掀起白色恐怖浪潮。

所有异见人士只要套一个赤党嫌疑的罪名，就能随意杀害不受法律约束。哪怕是没有定罪的，也能秘密处死无从追查。换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