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在台湾反攻大陆的叫嚣声中、于六二年的五月七日密谋决定、组织反革命集团，命名为“二五七”工作团。

为了搞到活动经费、发展扩大组织，他们把一个乡下的信用社作为袭击目标，在一个周六的晚上、趁一同事回家的机会，俩人冒充公安人员，以最近有敌特破坏、会向水井里投毒为借口，欺骗女会计服下大量安眠药，说这种药能解毒，有预防作用。

可是，十八岁的女会计，在卧室里面对两名陌生男人，心情非常紧张，使药效大打折扣，迟迟没有睡意，凶手迫不及待，一直等到十点半、还不见睡觉，就立即掏出铁锤，砸死了女会计用褥子裹起，扔到床底下。而后窃走现金。

为此，被定为反革命杀人案。

在审理过程中，面对死者家属的血泪控诉，他们二人已经后悔莫及，承认无辜地杀害了一名如花似玉、且纯朴善良、正处在热恋中的好姑娘，自感罪孽深重。

这两名罪犯，其中一名副连长是外地人，在其所在县宣判，我们是负责执行那名排长的死刑。

宣判是在第二年的秋天，虽然那时国家困难，临刑前还是给犯人备了三餐红烧肉，可是，他一块也没吃下，哪里咽得下！

你们可能不知，具体执行死刑的武警姓名，对外是保密的，要从老兵中挑选思想觉悟高的，说到底是避免报复、怕新兵砸锅。

我是外地的刑警，遭死刑犯亲属和死党报复的机率要小，自然更适合当担执行者了，所以被入选。

刑警队长头一天带我和拉绳子的二人一起去踩点、熟悉地形、察看路线，其实是县里政法部门事先和刑警队长到现场确定好了的。

那是一个山脚下、河岸边，面对山坡，射出的子弹不会误伤行人，两头路口拉上了警戒线、并有人把守、以确保安全；没有挖坑，事先已通知家属收尸，但没有要收子弹费一说。

因为，等候的时间显得特别长，犯人才从会场那边拉过来，推到行刑地点去。后面跟着看热闹的人们和提枪的刑警。

当时，我用的是仿制苏式的马步枪，据说是骑兵用的，比较玲珑小巧，刺刀呈四棱形、即圆锥体上开有四条槽，说是既不易折断，又较容易刺进敌人、并让敌人得破伤风，不治而死。

步枪上的刺刀，平时折叠在枪体的侧面，刑警队长要求拨上刺刀，刀尖离犯人后脑勺五至十公分，并没有要犯人张开嘴。其实，在那个时候，讲什么都白搭，犯人早已魂飞魄散。

但是，我作为执行刑警，还是遵照队长指示、装三发子弹，以防万一：如一枪没打死、子弹不响、或者犯人突然卧倒、没打中等等;

这时，我深知自己的责任，是执行枪决犯人的刑警。

于是，赶紧端起步枪，当即对准犯人的脑袋，扣动扳机打了一枪，见犯人应声栽倒地上。

没顾上仔细看、不是顾不上，而是不敢看，随即扛起步枪，转身走了。

说句心里话，我是第一次这么近距离的瞄准人开枪，与平时打靶是大不一样的，心情怎么也平静不了，觉得手有些颤抖，不知两位拉绳子的同志看出来没有，直至今日想起，还有一种莫名的异样感觉，是惭愧，是残忍，说不清楚。

按照规定，拉绳子的人、在死刑犯毙命后，还要松绑、将绳子解回。

可是，他们见刑警扛枪走了，也跟着跑了。

后来是队长过去、解下绳子，并且把犯人翻过来，踢了两脚，确认死了之后才离开。

如果没死，就要掏出手枪补射。

那次还好、做得干净、一发毙命。

据队长回来说，后脑勺子弹入口处，只有一个圆孔、前面出口较大，犯人已经面目全非；因为步枪的弹头比枪口大。

平时用手是塞不进枪管的，发射时，弹头在枪管膛线的挤压下，严重变形，出口会带出周围的组织。

队长说；地上除了一滩鲜血，还有一滩像豆腐花一样的脑浆。

真是无巧不成书。那天中午，我们队里的食堂，饭菜正好是；红苋菜烧白豆腐。

有的战士联想丰富、好似刚刚枪毙的犯人脑浆，吃得人人想吐。

以上是我枪毙犯人的经过，也是唯一的一次；也许现在已经改变，也许各地不尽相同；不管怎样，人还是安分守己、遵纪守法的好，吃亏是福、能忍则忍、不要过急、不要犯罪、万万不能害命、犯死罪，否则，不归路上、后悔晚矣!

再说，人的一生是短暂的，匆匆的脚步，急匆匆的心情，放慢脚步吧，听听风的歌唱，看看大自然的美丽。

站在秋天的风中，看宽阔的大地，望望广阔的天空，欣赏一望无垠的大海。写一首赞美的歌，赋一曲优美的旋律。平平淡淡才是真，细水长流才是爱。

老刑警刚刚讲完自己枪毙人的亲身经历。

突然，审判长宣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