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生没得关系。”说着，伯母便大骂起来，“那个该死的韩小易真是把我哩严妹子害惨了，把我们家害惨了。”

玉秀埋怨着说，“还不是你们管教不严，才造成这样的后果。”

伯母冤枉着说，“我们打着骂着都不行，把她关在屋里不让她出门，她就要喝农药，吓得我们都没得命了。你说这能怪我们？她那时鬼迷心窍，你无论说啥话她都听不进去。”然后就开始骂道，“这些知识青年没事就让他们呆在城里，呆在自己家里多好，干嘛要让他们下到农村？说是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其实是搞得我哩队里不得安宁。就说茶岭三队那个沈家亮，把他自己队里的鸡偷得尽光，又来偷我队里的鸡。搞得我们周边的几个队里都不敢养鸡。”

玉秀说，“伯母不敢说这样的话，知识青年下农村是毛主席的号召。再说，下到茶岭的有二十多个知青，也只有沈家亮一个人表现不好，其他人还是表现得蛮好。比如说闵秀芬不但入了党，当上了茶岭二队的副队长，而且还是全县的生产标兵。”

伯母马上反驳着说，“只怕你还不晓得，那个闵秀芬去年年底招工回了长沙，到现在都四个多月了还没回过茶岭。贵伢子上个月去了长沙找她。可她不但不肯见贵伢子，还让她哥哥对贵伢子提出要离婚。贵伢子不肯，她哥哥就说要与贵伢子在法庭上见。你说这些知青真是害死人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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