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大损失。以至于唐玄宗统治时期，直接下诏询问，“要不咱们干脆开放铸钱禁制得了。”而安史之乱后，币制再度紊乱，连政府也开始以次充好，滥造恶钱，故而刘晏便再度提出了“不禁铸钱”这个问题来。

听完高岳的第一道回答，刘晏点点头，“二问，既禁私铸，权归官府，然而今铸钱，本过于利，又当如何解决？”

高岳想了想，便拱手答道：“官府铸钱之本，大约在于本料、用工、转运、俸料四项，开天（开元天宝）之日，铸一贯钱本钱为七百五十，则可得利二百五十文，各州共设九十九炉，年铸钱三十二万七千贯，储藏于库，则得利八万一千七百五十贯；然丧乱之后，国家所掌之炉，仅余不到三十，多在晏相所掌之东南，若送京都，加上用工、转运、监造官吏的俸料，每铸造一贯，花费为二贯，可谓本倍于利也。依晚生的看法，当务之急于剑南、蔚州、润州、扬州、宣州等地增设矿冶、铸炉，又可自岭南赋税、各地和市当中折换金银铜锡，产量一增，本钱必低。谨对。”

“那第三问，增炉可削铸钱之本，但若小人百姓改私铸为私熔，又当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