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了李德保的叙述，楚鸣和高敬峰面面相觑，他们怎么会不知道这件事情的严重性。

虽然不知李德保说的是真是假，但楚鸣判断应该八九不离十，李德保不会拿这样的事情开玩笑。

稍一思索，楚鸣不解的问：“是关团长下令处死间谍的，日本人为什么要找到你头上？还有，日本是怎么知道这件事情的？”

李德保低头不说话了。

楚鸣拉长了语调：“看来你还是想到日本人那里去，那就遂你的愿吧！”

楚鸣这一招屡试不爽，李德保赶忙又交待了。

原来，中村在抢夺士兵枪支的时候，由于用力过大，腕上的手表顿时脱手而飞。

李德保正好站在门口，瞥见中村的手表飞落到门口，趁混乱手疾眼快地捡了起来，溜出屋子。

其他人只顾着制服中村，压根没有注意到李德保。

原来，中村被处决当晚，手表掉在地上后，李德保恰好前去送夜餐，心中贪念闪过，竟然随手捡起手表装入了自己的口袋。

后来李德保为偿还赌债，他把中村的“三道梁”手表抵押在了王爷庙的一家当铺。

听了李德保的话，楚鸣和高敬峰不由摇头苦笑。

贪财的李德保当然不会知道，中村的这块手表并非一块普通手表。

这种手表是日本厂家专门为日本军官生产的高级手表，表的全部机件全都固定在三条金属构件上，所以被称为‘三道梁’手表。

高敬峰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楚鸣也在东京大学求学数年，他们清楚“三道梁”手表不会在日本市场上流通，更不会出现在中国市场。

毫无疑问，就是因为特殊的“三道梁”手表，才让日本人有了搜寻的目标。

楚鸣紧张的问：“这么说，‘三道梁’已经落到了日本人手中？”

李德保点点头：“就在押送我的那三个日本人手中！”

楚鸣和高敬峰同时立刻转身，朝着公路望去，那辆小汽车和三个日本人已经不见了踪影。

二人后悔不迭，要早知道是这样，无论如何也应该从日本人手中将手表夺回。没有了证物，也没有了证人，就算日本人发难，张学良不承认，日本人也无可奈何。

不过好在李德保在他们手中，至少日本人没了证人。

高敬峰知道事关重大，马上决定带着几名学员将李德保押送到沈阳城，尖刀班其余人员迅速与讲武堂大部队会合。

……

楚鸣和学员们回到讲武堂营区已是八月十五日的晚上了，为期十天的拉练正式结束。

讲武堂的操场上，全体学员列队，周廉进行训话，对拉练情况进行了总结，肯定了大家的表现。

周廉训话没讲多久，学员队伍里便开始“扑通，扑通”有人倒下了。

原因很简单，走到最后阶段，每个人的身体都已经达到了极限中的极限，能撑到最后全凭一口气。

听周廉训话时，一直提着的那口气骤然松了下来，所以便有人开始撑不住倒下了。

看到越讲倒下的人越多，周廉心里估计也开始发毛了，于是迅速虎头鼠尾结束了训话。

几乎每个能自己走回宿舍的学员，都在入门的那一瞬间轰然倒在了床上，再也不能动弹。

第二天起来，几乎每个人都发现自己脚底长起了水泡。

楚鸣的脚当然也不例外，打了不少泡，还有不少的泡中泡。他顾不得脚疼，一瘸一拐去找高敬峰，很想知道李德保现在的情况。

可是，找遍了讲武堂每一个角落，楚鸣也没找到高敬峰。

无奈之下，他便请假回沈阳城，想问部父亲对这件事情的看法。

很巧，楚鸣来到客厅时，黄显声也在，只不过这一次熊再道没有出现。

见楚烈和黄显声忧心忡忡的模样，楚鸣不由一愣脱口就问：“爸，怎么了？出什么事了吗？”

楚烈没有回答，而是将手中的几份报纸递给了楚鸣。

楚鸣接过报纸，是日本人在东北经办的《盛京时报》、《朝鲜日报》、《泰东日报》，连篇累牍地发表诸如“闻中村震太郎入蒙地携带的鸦片和海洛因，为兴安区土匪所杀”，“第三团官兵为抢劫鸦片、海洛因而害人越货，必须把关玉衡枪决抵偿，并着该区赔偿一切损失”之类的消息。

除此之外，报纸上还刊登了日本陆军省发表的所谓的《关于中村大尉一行遇难的声明》，声明对中村等人的间谍罪行只字不提，反而倒打一耙，故意歪曲事实，言之凿凿地声称“帝国陆军大尉中村震太郎在满洲被张学良的军队劓鼻割耳，切断四肢，悲惨遇害”，这是“帝国陆军和日本的奇耻大辱”。

楚鸣看完，长叹一声：“该来的终究要来，这恐怕是天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