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君主“亲批”政务，因为即便是皇帝天纵英明，“事事皆中，亦非为君之道”。

“虚君”不仅是宋代士大夫的重叠共识，反过来看国朝历代君主本人，也不敢公然与士大夫的共识唱反调。

强势的宋太宗也不能不承认：“无为之道，朕当力行之”；太宗之子真宗皇帝对辅臣说：“军国之事，无巨细必与卿等议之，朕未尝专断，卿等固亦无隐，以副朕意也。”

真宗之子宋仁宗更是“虚君”的典范，“事无大小，悉付外廷议”，以至于汴京舆论场皆评论说，“仁宗皇帝百事不会，却会做官家”。

在国朝一众士大夫和百姓看来，“虚君”体制中的君主“百事不会”并不是缺陷，而是美德，因为君主高拱在上，处于超然的地位而不亲细务，具体治理国家的权责才能归于宰相政府。

这与后世英国君主立宪制中的虚君——高贵典雅的女王陛下和首相政府的关系，简直如出一辙。女王陛下名誉上至高无上，却只是国家和民族的符号代表，具体的国家大事权力则掌握在首相政府手中，对全体国民负责。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