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不改其乐的，也许是身在陋巷、心在书香的精神享受，也许是身在平凡、志在高远的修身过程，也许是身虽未动、心已远行的超越眼前的卓越见识。

可见，在文化里，无论是入世有为的儒家，还是出世无为的道家，无论他们的生存环境和行为特征有何不同，但在内心和精神层面，他们都同样拥有自由的灵魂。无论是脚踏实地的儒家，还是仰望天空的道家，他们不同的人生信条只是对生活哲学的探讨。而对生命状态的存在，他们都毫无异议地认为，不管在朝堂、闹市，还是在山林、陋巷，都可以也都应该自由而活。

甚至，提倡法制、法度严明的法家，也不与自由的本质相矛盾。自由突显出秩序，在有形的层面，所有的自由都有其边界，法度之内是令行禁止，那么相对应的法度之外就是行动自由。而有秩序的自由才是有保障的自在，无秩序的自由只是野蛮的乱象。所以，法家的“明法度”其实更好地规范了“享自由”。

如果在现实社会的严格秩序之内，一个人的灵魂依然能充分体会到自由，那么这样的灵魂才真正具有力度，甚至具有艺术性。古代的士人就是如此。所谓“大隐隐于朝，中隐隐于市，小隐隐于林”，当古代的知识分子受案牍之劳形、受朝堂之艰险、受宦海之沉浮、受宵小之倾轧而感觉受到待遇不公、受到制度禁锢、受到官场奴役、受到志向束缚的时候，他们释放自我的方法，往往不是逃避到山林隐逸而不问世事，不是投降给世道艰难而躲避退缩——他们总认为，遁入世外不是读书人的理想抱负，“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在负重前行中锻炼出一颗豁达自在的隐士之心才是真正的人生自由。所以，他们在任何困境里都努力自我调节，他们写诗、作画、弹琴、读书、品茶、赏花、雅聚、清谈……这些构成了他们快乐纵横的自由王国。

所以培养士人情怀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要素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高尚的人文情结，在继承和弘扬传统文化的过程中得到不断升华的同时，也在激励和塑造着新的士人群体自身诞生成长，使这种特色独具的价值存在方式和思维方式不断地得到延伸，文化道德观念不断地得到完善。儒家道德文化理念奠定了中国士人文化的丰富内涵，士人情怀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或在不同的历史环境、历史事件中适时地、恰如其分地、淋漓尽致地弘扬了这种文化传统，渲染了这种文化气氛，从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社会价值认知体系。其内涵以及表现方式总是不能脱离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与民族使命感、自强不息的人生哲学、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境界和忧国忧民、忍辱负重、不计得失、为民请命的品格等这些传统的道德追求。

我研究过太史公的《报任安书》，而太史公在《报任安书》中将士人品德归纳为：智、仁、义、耻、德五个方面。一是善于加强自我修养，智慧聚于一身的人；二是乐于助人，以仁爱为出发点的人；三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正当取予、以义为据的人；四是懂得耻辱，勇于奉献的人；五是品行端正的人。称之为士人五品。这便是士人情怀具体的道德人格内涵和显著的思想文化特征。太史公所言“善于加强自我修养，智慧聚于一身的人”，与君子理论强调的个人道德修养，如出一辙。孔子所认为的君子，其本意就是有道德的人，在孔子的设计中，君子不是先天造就的，而是成为君子的人经过后天的努力实现的，其明显的特征之一是“加强自我修养和智慧聚于一身”。君子理论认为：君子最高的德行就是同别人一道行善。司马迁所强调的“乐于助人，以仁爱为出发点的人”，也正是这种人；“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正当取予、以义为据的人”。君子理论认为，“士皆知有耻，则国家永无耻矣”。也就是司马迁在《报任安书》所强调的“懂得耻辱，勇于奉献的人”。在儒家看来，时政黑暗、社会无道的根本原因，在于从政者的人格卑污。所以，孔子提出了道德性的君子论，以救时弊。士人道德所强调的品行端正的人，也正是君子理论所期望的有道之士，都是在加强自身修养。“吾日三省吾身”“言必信，行必果”。并由此改善政治、治理国家。只要这样的士君子与朝廷共同施行仁政，老百姓就会望风而靡随之而动，天下由此而治。

在中华文明的源头，士人情怀既是一种修身的气节，也是一种齐家的坐标，又是一种治国的境界，更是一种平天下向往。

如此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看完了这些，赤璇犹豫良久，还是杨康提醒，他才点点头：“去上朝！”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