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

“责任在我，我做检讨！”周炳荣抢过话头，满脸通红。接着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条，展开，递给袁晋鹏：“袁书记，本来想送到乡里去，听说你来了，就拿过来了。我不是来讨酒喝的。”

袁晋鹏接过纸条，大吃一惊，竟是一份“退党申请书”。

周炳荣说：“袁书记，我的党龄比你的年龄都大，跟你说几句掏心窝的话吧。这几年，我老在寻思一个问题，国家怎么了，我们的党怎么了。我做这个村支书，一年的工资一千多块钱。为了完成财税上缴任务，去信用社贷款几万块钱。当然，我也知道你们当领导的贷款十几万、几十万。你说咋成这样了，私人贷款完成上解任务。你们国家干部还好点，我一个农民，今年当支部书记，明年还不知道干什么呢。贷款在我私人名下，拿什么还，还不了是不是要坐牢？去年我还被村里人打了一顿。就是因我带乡干部上门收上缴款，逼人家把祖传的几块现大洋交出来抵债。今年过完年，我儿子又被这些人找茬。这些人其实是逼我辞职啊！入党三十多年，我除了年年交党费，没得过什么好处。这几年当支部书记，又碰到最难的时候。看着村委会的两块牌子，我在想，这牌子还能挂多久啊？……”

周冬生打断周炳荣德的话：“炳荣，你喝醉了。怎么能这样想、这样说呢？”

周炳荣说：“冬生叔，我没醉。你看啊，村里那些信天主教的人，逢年过节，还有人送吃送喝送钱送春联，我们呢？做这个党员除了交党费，还有啥？人都要讲点实在的东西，不吃不喝不穿，活不下去。”

周炳荣的话深深地刺痛了袁晋鹏和包凯旋。但是，你不得不承认，周炳荣的话并非不实之词，至少在贫困的红石岭村是事实。我们总是向老百姓索取，而不是付出。多数村的党支部，只有收缴党费时才和普通农民党员有那么一丁点接触。早些年，山上木竹资源丰富时，政府没有做好规划、控制，也没有做好产业转型和可持续发展工作，导致木竹资源枯竭时农民迅速返贫。

回来的路上，袁晋鹏陷入沉思。向阳镇的经济情况明显好于凤岭乡，但两地有一点很相似，那就是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缺乏凝聚力和战斗力。这场波澜壮阔的农村改革二十年间取得空前成就，但也对农村基层组织的执政能力提出更高要求。生产方式和物资供应方式的转变直接削弱了基层组织对农民个体的控制力、影响力。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多数农民一年到头不必主动找乡镇干部和村干部。而乡村干部找上门来，无非催缴农业税、乡统筹、村提留或者其他摊派款，甚至扒谷赶猪，强行收缴。在这种情况下，干部和群众的关系不是水乳交融，而是水火不容。九十年代初，一些地方开展农村“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运动时，别出心裁地搞了一个“评五星农户”活动。没有评上“五星”的农户，各方面受到不同程度限制，最严厉的限制参军、上大学。活动开展后，“刁民”马上变老实了，但恐怖气氛笼罩着农村，人们甚至怀疑这是又一次政治运动的前兆，人心惶惶。随着几个农户的以死抗争，这项强制色彩鲜明的活动很快被上级明令叫停。当时，袁晋鹏是晴川师范学院的学生，无法认识地方政府开展“评五星农户”活动的目的。现在，他能够理解，倡导这项活动是迫于无奈。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赞同类似做法，钳制是逆潮流的愚蠢做法，终究要退出历史的舞台。新的农村形势呼唤崭新的、有生命力的工作内容和方法。只是他也感到很迷茫，不知道用什么办法才能让农村重新焕发生机。

快到凤岭村时，看到一伙人齐刷刷跪在路边的田里。袁晋鹏叫小刘停车，和包凯旋一起过去看怎么回事。其中一人见了他们，赶忙站起身迎上来打招呼。袁晋鹏觉得此人有点面熟，一下子想不起在哪里见过。包凯旋低声说是凤岭村村主任“红鼻子”，他才想起来。

包凯旋说：“红鼻子，你们怎么在这里跪一排，出了什么事？”

“红鼻子”尴尬地笑了笑：“没有事，就是玩玩。”

刚才跪着的那一伙人站起来，嚷嚷道：“包部长，你来评个理，我们说跪下来向天发誓，睡过两个女人的人天打雷劈。没想到红鼻子也敢跪下来，这是摆明了骗人嘛！他这个狗卵至少搞了四个女人，我们说得出名字。”

“红鼻子”狡黠地一笑：“你只是说睡过两个女人的天打雷劈，我睡过四、五个女人，又不是两个，怎么不敢发誓？”

大家听了，一阵哄笑，骂“红鼻子”刁钻滑头，散了。

回到乡政府，已是夜色苍茫。看到有一辆“桑塔纳”轿车停在院子里，车牌看不清，袁晋鹏估计有领导来了。这时，远远看到一个人站在食堂门口破口大骂：社会腐败！这个社会倒零！他正要上前问怎么回事，文书张木槿从食堂小跑过来，请他去食堂包厢里吃饭，说县民政局梁局长和民族宗教事务局胡局长来了，汪乡长正陪着喝酒。走近食堂时，刚才骂街的人停了嘴，背过身去。他特意看一眼，是食堂管理员梁金生。

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