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是不少。”

“读书少能写出好文章？”

“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年轻人，古今文体都能写，还都不错，算什么？”

“算怪胎，不用管那么多，有好文就行！”

七嘴八舌的对沈哲进行品评，老先生看样子对他也很满意。

沈哲心里抹把汗，对太祖说声抱歉，这么一糊弄，整首诗又变了个味道。

……

讨论了一会，屋内安静下来。

知道找自己来这儿，肯定不是为了一首诗，沈哲耐心等待他们发问。

这是韩启功的要求，其他人都看着他。

“沈哲啊，我看你写的伤仲永，内容思想先不说，文字上，古文功底可不低，你对文言没落怎么看？”

原来是这事，沈哲心里有了底，他了解过不少。

当代所谓的“古文运动”，眼前这位韩启功貌似就是发起人之一，平时从书刊杂志上也见过他不少论点。不过沈哲并不看好，虽然文言自有其美，对比两个时空，只把这群人看成古文爱好者。

有一条万金油似的理由“不能适应时代发展需要”。

和另一种通行全球的语言相比，文言每个词都有厚重的历史积淀，而英文词性相对固定，彼此翻译困难。

东西方交流日益频繁，怎么担当重任？

现代白话文体以明清白话为基础，引进大量西方词汇，达到一对一的关系，才提供了交流基础。

这是古典华夏对近代西方世界的一种妥协。

另外还有更重要的原因。

沈哲佯作诧异：“韩老师，文言没落从何说起，好像还行吧？”

“什么叫还行？”韩启功愣住，马上皱眉道：“现在还有多少人用文言交流的？”

那是你没见过另一个时空的情况，沈哲心底说道。

有一大批喝了几口洋墨水的文人，借某次思想运动的掩护，大肆攻击古文体。如果说西学东渐是历史必然，语言改革也势在必行，那么作为民族文人，应该有担当维护本国语言文字的觉悟。而事实上恰恰相反，他们反倒成了文化闯将，枪口对准了自己，态度极其激烈。

其中的代表胡适同学，还写了《白话文学史》，为这个团体造势。

只可惜写完上卷，然后太监了，他的另一部《中国哲学史大纲》也是写完上卷，随即太监。

所以胡适被当时的语言文字学家黄侃，调侃为“著作监”。

总是“绝后”，文史留名。

比起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差远了。

因为他写不下去，宋元以后，白话在文学中的地位已经非常主流了，清末时就更不用说了。

卡文一点不稀奇。

既然已经在发展，还要你造个毛的势。

根据后来有人研究，白话发展经过两个阶段——白话、欧化的白话。

即使欧化的白话，在新文化运动前也早已出现。

但那帮文化闯将是不承认的，恶意猜测，是怕影响他们“一切自我开始”的良好感觉。

事实上，书面语言白话是势所必然，小胳膊小腿起的推动作用有限。

牵涉到另一条罪名，口语和书面语的“言文一致”，殊不知这本身就是错误的。就算书面语改成白话，和口语依然不是一回事，谁天天讲话跟写文章似的？

回头看看，古时除了有书面交流需求的读书人、官员，老农说话难道不是白话？

两种白话区别在于词的意象。

比如李白《静夜思》就带有白话的感觉。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胡适创作了中国第一首白话诗——《两只蝴蝶》，发表在《新青年》，就是由欧化的白话写成。

【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

剩下那一个，孤单怪可怜；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

他的本意是提倡白话文写诗，实际上全欧化的白话写诗惨不忍睹，不得不结合古白话。

《再别康桥》中，笙箫、夏虫等意象词汇，简洁、隽永等，都是古白话的特征。

从两首诗也可以看出，中国自身的白话依然无法适应世界交流需要，人间正道是沧桑，欧化的白话出现可能真是历史必然。只不过那场文化运动太过激烈，把自己弄残废了，文言差不多成了文物之类的玩意。

当然，也不是胡适一个人的问题，他只是站在北大讲台一呼百应的代表。

这个华夏的白话发展就比较缓和，大变革时期短得多。

沈哲对比两个时空，和眼前这几个人不同，感觉文言并不算没落。

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