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可以再找，钞票没了可以再挣，她是个女人，是个有家庭有男人的小少妇，这茫茫长夜空对月，酸甜苦辣独自受的生活算什么事呢？怕是怕他回来后非打即骂，和她同床异梦，老婆孩子不顺眼，妈妈兄弟烦死人。一家人哀声叹气，无喜无笑地岂不悲哉。她是个女人，是个有家庭有男人的小少妇，这凄凄小屋黙无语，喜怒哀乐苦难诉的日子怎么熬呢？所以她矛盾重重，真想一死了之，结束这苦不堪言的人生，但想到幼小的儿子她失去了勇气。不能、不能让这么小的孩子就没有母爱呀。她也考虑到了离婚，中断这有名无实的婚姻，但念到老婆婆的爱、小叔子的情她下不了决心，不忍、不忍使这对善良的母子太过寒心了啊。真是有苦难言、有怨难诉啊。

捱吧！过吧！就这样捱着、过着，直到了一九九二年年初。冯志刚不知是良心发现，感到这么对待家庭，对待妻儿有点太过份了；还是在外面的浪荡生活过厌了，觉得没有家里温暖。或者是什么别的原因，他似有点收敛，回家的次数增多了，对妻儿也好了起来，总之比以前有了变化。后来遇上了一个偶然的机会，冯志刚进了一个在拆迁工地帮助搬家、拆房、运送建筑垃圾及一些体力杂活的工程队，于是他又有了稳定的收入，从而人也变得精神了许多，酒也喝的少了，对高红萍也不动手动嘴地打骂了，时常也逗逗儿子玩了。这样妈妈见了满心欢喜、弟弟看了为之高兴，妻子当然也求之不得了。

冯志刚表现好了，高红萍自然也有心情继续复习迎考了，这样在九二年这整整一年里，她在妈妈和弟弟的全力配合和辅导之下，一门门地过，一门门地考，终于拿到了经济管理的专科文凭。于是顺理成章，高红萍被提拔成南宏宾馆的餐饮部经理。

然好景不长，刚刚老老实实，在工程队里吃苦受累地干活才一年多一点的冯志刚又坐不住了。他在工地繁重的劳动中悟出了一个道理，就是与其说帮人打工，不如自己成立一个工程队，拉上一批人，再自找业务，这样既可以少出力，少流汗，又能拿到大头。比挣那么一点辛苦钱来的轻松多了，反正这年头到处在搞建设，有的是活干，不愁接不到业务。于是他就和一个好朋友合伙注册成立了一个工程队，招兵买马，紧锣密鼓地大干起来，俨然成了老板、包工头。按理说这是好事，可冯志刚是谁呀，他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混世魔王”，他能有钱吗，不能，他一旦有了钱就原形毕露了。当几笔业务做下来，钱赚到手了以后，他就又和几个臭味相投的朋友聚在一起大吃大喝起来。什么老娘呀，老婆孩子呀他就又忘到九宵云外去了，后来竟然感到光喝酒没意思，他们又找到坏女人胡作非为。俗话说：“男人有钱就做怪。”这话在此应验了。他们花天酒地，那些见了钱就投怀送抱的坏女人自然就成了他们的下酒菜。久而久之他就从一个混混变成了酒鬼和**了。高红萍的心彻底凉了，从又想又怕他回来的矛盾心理变成了他最好不要回来的铁石心肠。

冬去春来，高红萍有男人如没男人，有一日如没一日地苦苦挣扎着过日子。这期间儿子涛涛已经八岁了，上小学二年级了，然高红萍得不到丈夫的经济收入，只有自己的那一份工资，好在有婆婆及小叔子不时地帮助，她才勉强维持着正常地生活。而冯志刚呢，将家里当旅社，十天半月，有时甚至个把月才想起来，在酒足饭饱之后跑回来胡乱住上个半宿，高红萍对他当然是冷若冰霜，连房事也不愿意让他做，实在扭不过也十分机械地如死鱼一般，要么干脆连碰都不让他碰一下。直到这一年十二月的某一天，晚饭过后，儿子涛涛还是要求和奶奶睡，高红萍也没阻拦。即收拾停当后就洗洗独自回房休息了，她静坐床边，无心看电视或干点什么，只痛苦地想着这难过的日子，孤灯独影下她心乱如麻，难道就这么过下去吗？难道那年的庄稼地之祸是我的错吗？我平白无故，为什么要承受这无情的摧残和打击？她苦苦思索，六神无主，直到夜深人静，她困倦了，才无法理出头绪地睡觉了。

时间已经过了十二点，冯志刚这个高红萍已有月余都没有见着面的丈夫突然似鬼一样地回来了。喝的醉醉熏熏的，进门后什么话也不说，就连洗都不洗，倒上床便睡，高红萍懒得理他，一句话都没问仍然睡着。当睡到二更时分，他忽然不知那根筋搭错了，狠劲地推着高红萍，并半醉半醒地叫道：“红萍、红萍、起来、起来。”

“干什么，你不睡觉，还不给别人睡呀。”

“起来跳舞，跳舞给我看。”

“什么，你疯哪，在外面风流了还不够，又来家找刺激是吧？”

“你，你不要害羞，只、只管跳，跳裸体的，好看，太好看了……”

“你为什么不跳，再说天这么冷，你想要害我是吧。”

“没，没有关系，我是你丈夫有什么难为情的，你一定跳的更好看。”

“放你的狗臭屁，简直是不可理喻，在外面还没看够呀，回来折磨我，我不跳、办不到。”

“不跳不行，我是你男人，叫你跳你就得跳，况且你又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