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路上的障碍。

郑少伟和张部长商定，时间不早了，先去部队吃饭，下午再去看军区预选的第二个点，如果第二个点不理想，再回过头来从另外一个方向，对上午看的这个点进行进一步的现地踏勘。

在去往部队营区的路上，郑少伟思绪起伏。

他想起来二十多年前自己在一个基地勤务连当连长时候的一件事情。

他所在的勤务连当时负责七个哨位的执勤任务，其中一个哨位正好处在工作区西北部的风口上，每年都有几个战士在这里冻伤。

有一天，他找到基地的主任，请求将这个哨位下移十五米，改设在一个稍微避风的地方。

“什么？”基地主任听了他的话，瞪大眼睛，喉咙里像是安了一个扩音器，“挪位置？你以为你是在为民请命，你以为只有你才关心战士！”

主任吼过一阵子之后，看着惊恐的连长，放缓了声调说：“当年我在这个基地当勤务连连长的时候，连部有一个很讨人喜欢的通讯员，在他下到班里执勤的第二天，就冻掉了一只耳朵。有经验的老兵都知道，风雪天从哨位上下来，要先用积雪把冻僵的耳朵搓红了再进屋，通讯员不懂这些，从哨位上下来以后直接就进了生着煤火炉子的宿舍，结果------”

主任说到这里，哽咽了。

“因此，我比你更清楚那个哨位每年能冻伤多少战士。”主任停顿了一下，接着说，“我也知道，这个哨位多少往下移动一点，就可以减少很多冻伤，但是，我没有权力这样做，因为只有这个位置才能避免出现观察中的盲区，这是一个要求我们冻死也要迎风站的位置！”

那么现在呢？郑少伟坐在汽车上，心里在想，如果战时需要，仍然可以让干部战士们去炸碉堡、堵枪眼，面对生死存亡的挑战；当然，和平时期也可以让他们居闹市、顶香风，接受灯红酒绿的考验。要是这两种情况都能够避免，就应该让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正常的训练工作和文化学习中去。现在真枪实弹的斗争确实是很少了，但是社会上的诱惑和陷阱又确实是太多了。

他准备否定上午看过的这个军区预选的基地位置，而是把希望寄托在他们预选的第二个点上。

（本篇完）(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