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军队在上海给日军沉重的打击，但是由于国民党政府此时奉行的是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故战至最后，中日双方签订了一个极不平等的条约《上海停战协定》，规定上海及苏州、昆山地区中国无驻兵权，从此上海成为东方的一座不设防的大城市。

在民族危亡面前，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已经结束长征胜利到达陕北的红军，在毛领袖的领导下于瓦窑堡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判了党内长期存在着的“左”倾关门主义，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决定为了更好地团结当时中国社会各阶级、各阶层一致抗日，提出了建立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的主张。

以张某人为首的东北军和以杨虎城为首的第十七路军，接受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要求蒋某人停止内战，联共抗日。

蒋某人不仅拒绝张、杨的要求，反而调集大批部队进驻陕甘，并亲临西安逼张、杨进攻红军。张、杨二人在苦谏、“哭谏”均遭拒绝后，遂共同商议决定发动“兵谏”，于1936年12月12日清晨，毅然采取军事行动，在临潼华清池武装扣留了蒋介石，同时扣押了陈诚等来陕的几十名军政要员，这就是著名的“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发生的当天，张学良和杨虎城就通电全国，说明被迫发动事变是为了敦促蒋某人进行抗战，提出了改组南京政府、停止一切内战、立即释放上海被捕的爱国领袖等八项抗日主张。

事变发生以后，中国共产党应张、杨邀请，派恩来同志等到西安参加谈判。经过多方努力，蒋某人接受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中国国内局势转变的枢纽，也促成了全面抗战的局面。从此，中国十年内战基本结束，国内初步实现和平，国共两党开始了第二次合作。中共领导的红军和南方游击队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下接受国民政府的领导，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和新编第四军，迎来了合作抗战的新时期。

与此同时，日本侵略中国的步伐不断加快。1937年7月7日，日军在北平附近挑起卢沟桥事变，又称“七七事变”，中日战争全面爆发，抗日的烽烟几乎燃遍中国大地。

从1911年到1937年这三十多年间，不知有多少年轻的军人先后不幸战死在沙场，他们有的是死于推翻封建王朝和讨伐封建军阀的革命战争，但更多的是死于党派之争和军阀混战。

也有不少优秀的军人活了下来，他们中还有少数的幸运儿，成了大浪淘沙之后的基层军官，在国内军阀混战的漩涡中浮浮沉沉。

李向东是这些军官中比较另类的一个，他虽然智勇双全，带兵有方，但却仍然是一名中校营长。这样的情况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他的队伍在战斗中经常被用作尖刀部队来攻坚，因而牺牲较多，更替得也较多，但一直是一个营的规模；

二是虽然他所处的部队被国民政府改编和扩编的次数较多，但他为人刚直，从来不去刻意巴结上司，更不愿意花钱买官，所以他一直都没有得到应有的提拔，一直是一名营长。

李向东对此满不在乎，他现在所在的部队仍然是国民革命军第3军，这支部队主要是驻粤滇军改编的，首任军长是朱培德，现任军长是曾万钟。

李向东很清楚，在国民党的军队中，他本身就没有任何资源上的优势，更缺乏所谓的“天时”和“地利”，所以即使再怎样努力，也不可能得到提拔。

李向东知道再往上走意味着什么，在党派林立的国民党阵营内，无论是地方部队还是中央军，要升到上校以上的官职，除非你有很深的关系和背景。

好在李向东拥有“人和”这个关键基础。虽然经过无数战火的洗礼，部队伤亡一直都比较大，原来追随着他的十几个连排长们大多已经战死，但幸运的是，从陇家镇赶来投奔他的二十八个发小和师兄们，仅有陈正富、沈七斤和一个师兄战死，还有两个师兄伤残退伍。

其他如沈八斤、赵小山、张继武等发小，以及熊正卯、荣少楷等师兄们共二十三人，都已经成长为作战勇猛的连排长，正是这帮武功高强的兄弟们，组成了他这支队伍钢铁一样的脊梁。

李向东这些年心里异常苦闷，因为当年没能参加南昌起义，他错过了一次成为真正红色军人的宝贵时机，后来妻子冯晓君被组织调回云南后，他在不断的转战中失去了与党组织的联系。

虽然还没有资格加入党组织，但李向东已经一心向党，他多次婉拒上司要他加入国民党的要求，变成了一个在上级眼中只会打仗的职业军人，因而也避免了许多次军统特务对他的审查。

第3军虽然在北伐战争赫赫有名，但自1928年5月进入江西后，就参加了国民党军队对中共中央苏区红军的两次围剿，先后在永新和苏家埠等地被红军打得大败，损失较为惨重，一度被缩编为一个师。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第3军又参与对陕甘宁边区进攻。第二任军长王均在1936年11月8日乘飞机赴前线督战时，在甘肃通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