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奋而将自己的名字“蔡艮寅”改成“蔡锷”，取刀剑锋刃之意，随即投笔从戎，再赴日本报考士官学校，从此走上了一条训练新军、发动起义、护国报国的从军之路，并成为民国的一代“军神”。

蔡将军发起和领导的护国运动，对民国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

袁世凯病死后，副总统黎元洪继任大总统，但实际控制北京政权的则是北洋军阀的另一个头目、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段祺瑞。

1917年6月，原驻徐州的军阀张勋利用段祺瑞和黎元洪之间的矛盾带兵进入北京，并于7月导演了拥戴被废黜的清朝末代皇帝溥仪重新称帝的又一出复辟丑剧。

但在举国强烈的声讨下，原想利用张勋倒黎的段祺瑞，以武力粉碎了这次复辟，打跑了张勋，收降了他的“辫子军”后剪掉其辫子遣散回乡，辫子军从此成为历史。

段祺瑞自此以“再造共和”的“英雄”自居，执掌北京政权后，他拒绝恢复民国元年的《I临时约法》和国会，而用他自己炮制的御用国会装点门面，假共和之名，行军阀专政之实，导致了民国的统治分崩离析，各省的督军纷纷各行其是，中国从此又陷入了四分五裂的军阀割据和军阀混战的局面。

北洋军阀分化为直、皖、奉三系。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以日本帝国主义为靠山，掌握北京中央政权，并统治山东、河南、安徽、福建、浙江等省。

以冯国璋和他的继承人曹锟、吴佩孚为首的直系，则以英、美帝国主义为后台，统治直隶(1928年改称河北)、江苏、江西、湖北等省，并同皖系争夺对北京中央政府的控制权。

以张作霖为首的奉系，统治东北三省，并在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扶植下，逐渐把势力扩张到关内，同直、皖两系争夺北京中央政权。

此外，各地还有一些不属于北洋系统的军阀。这些大大小小的军阀都把军队当作自己的私产，凭借手中的武力实行军事专政。官僚、政客和土豪恶霸则是他们所依靠的主要社会力量。

为了巩固和扩大地盘，并争夺对北京政府的控制权，在帝国主义列强的支持下，各派军阀之间进行着频繁的争夺以至战争，使国家陷于长期的分裂和动乱之中。

从袁世凯到段祺瑞的历届北京政府，都受帝国主义列强操纵。北京政府的财政，主要依赖外国政府的借款来维持。

截至1919年5月，各派军阀公开或秘密举借外债180多次，数额达银元8亿元以上。为了借到外债，他们将从中央到地方的许多权益，包括铁路修筑权、矿山开采权、银行投资权、内河航运权，以及关税、盐税、烟酒茶税、米捐等大宗财政收入，都作为借款的抵押品。

帝国主义国家则通过向北京政府提供大量政治性贷款，操纵中国的内政和外交。

北洋军阀加剧了对人民的政治压迫和经济掠夺。北京政府先后颁布《暂行新刑律》、《治安警察条例》、《出版法》、《报纸条例》、《惩戒国贼条例》等法令，剥夺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基本的自由权利。

军阀们还建立起严密的特务网，稽查、暗探遍布各地。不仅社会最下层的工人罢工、农民反抗要受到严厉“制裁”，就是上层人士对现实政治表示不满，也随时有被加上“乱党”、“国贼”等罪名而受到迫害的危险。

为了争权夺利，中央和地方的军阀都竭力扩充军队，全国陆军由1914年的45万多人增至1919年的130多万人。仅北京政府的军费支出就占了全国财政支出的三分之一以上。

为了支付巨额的军费和行政费用，支付对外国的“赔款”和外债本息，北京政府和各地军阀、各级政府任意加征各种苛捐杂税，并滥发公债，滥铸铜币，滥发纸币，对人民进行变相掠夺。

经济上的横征暴敛，政治上的黑暗统治，加上军阀战争造成的破坏，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给整个中国社会带来了无穷的灾难，使中华民族陷于水深火热之中。

李向东自蔡将军病逝后，回到了滇军队伍中，并因战功被举荐免试进入了已经恢复学制的云南陆军讲武学校就读特别班，他强压着为全家人复仇的强烈意愿，在认真学习军事理论的同时，苦练军事技能和武功。

云南陆军讲武学校沿袭了原云南陆军讲武堂良好的传统和学风。学校的制度和作风一直是仿效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纪律非常严格，每天上课6小时，上操2小时，早晨有体操和跑步，晚上还有自习，而且夜间有紧急集合的训练。

由于课程较为完善、教学严格、纪律要求高，使得云南陆军讲武学校学生的学习水平和毕业生的质量，在当时与其它军事学堂相比，明显高出一筹。

李向东就像一个在沙漠中干渴行走已久的旅人，如饥似渴地在学校认真学习，虚心求教，钻研兵法，苦练技术。他的学习态度，受到了各科老师们的普遍赞扬。他的学习成绩和战术水平，也得到老师们的高度评价，成为同期学员中的佼佼者。

但在学习之余，已经十八岁的李向东变得开始沉默寡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