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子凯寄宿前黄，正读高一。昨日他来电问我能否写点东西，有关高考的。我未作犹豫，欣然应承，心想是该跟他说说有关高考的话题了，借机也好梳理一下久远的有些模糊了的记忆。

凯儿，爸爸的孩提及少年时代，生活之贫困和艰辛难以言表。

爷爷奶奶养育我们姐弟六人，四个姑姑排行在前，所挣工分远不如男劳力，所以虽整日劳作，仍难维持一家生计。

每每青黄不接之时，我们家总得向生产队赊粮借柴，或者靠亲戚周济才勉强渡过难关。

记得你大姑初嫁时，家中断粮揭不开锅，幸亏姨婆及时送去5斤米才解了急。直至今天，大姑说起来仍哽咽不止，表示永远忘不了姨婆当年的雪中送炭之情。

饭都吃不饱，更不必说穿着了。总是缝缝补补，接力赛似的依次相传，有时甚至不分男女！还好，春夏秋三季，我们几乎都是光了脚的，冬天只须一双旧棉鞋，袜子，小时候几乎从来不穿的。

就这样，我和你大伯渡过了苦涩的童年，步入青涩而又懵懂的少年时代，内心也自然萌动起些许憧憬和散乱的梦想，不由自主地开始羡慕那些骑着自行车，衣着光鲜吃着公家饭的人，时不时还偷眼瞄一下戴在他们手腕上的表，轻轻摸一下光滑锃亮的自行车车把，末了，也没忘了再瞧一眼他们穿的老虎头皮鞋。

回到家，端起一碗稀饭，就着几块“荷花狼”做的饼开始吃中饭时，奶奶开始训斥道：你们俩兄弟别胡思乱想了，这就是你们的命，只能在家种地！此时，爷爷总是一声不响，就着一点咸菜，继续着他的闷酒。

于是，大伯从初一开始，一放学就参加生产队的各种农活，连续几年所挣工分相当于一个半劳动力，而爸爸也是一回家就割草积肥拾柴，尽量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这样地过了几年，原先曾有的悸动归于平静，所谓的梦想越发模糊、遥远，以为此生注定要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了。

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一九七七年，大伯读高一的时候。

一天晚上爷爷边呷着酒边对我们说，听说高考恢复了，现在你们可以有自己的选择。大伯当时回复说读完高中就算了，回来帮家里种地。爷爷一听顿时火冒三丈，大声道：以前没有机会没得选择，现在政策变了。这是由农村户口转为国家户口的最好机会，是实现吃公家饭的最好途径，是改变你们一生命运的唯一办法。

他点燃一根烟，深吸一口又接着道：事实上有两条路供你们走，一条是参军，但不可能的，那得靠关系和路子，得大队同意，你们知道那刁正经一向是我的死敌；另一条，就是上大学。因为考大学不受制于人，只要你们努力拼搏，有本事考进大学，你们就能走出去，就会有好日子。

爷爷的话激励着大伯，也给我们兄弟俩指明了奋斗的方向。接下来，我们彼此鼓励，发奋苦读，克服种种困难，成绩稳步上升。但因为原先学校的教学不正常，加上常回家做农活，大伯落下了很多功课。

于是在无数个夏日的晚上，当别人在外闲谈纳凉的时候，总见他冒着大汗，双脚搁进深深的木桶鞋里（一种当时适合到湖里割芦苇的专用木鞋，此时是为防蚊虫叮咬），在认真复习背诵，在刻苦钻研难题。多少个严寒的清晨，大伯脚踩着稻草铺就的“被褥”上，借着透过小天窗的微弱晨曦在朗读着英语……

由于老家的教学质量、师资水平的低下，大伯第一年失败了。第二年也就是七九年，大伯通过在前黄中学的一年复读，终于如愿以偿地考进了江苏财经专科学校，而爸爸也在当年以优异的成绩考进了前黄高中。

还记得大伯的录取通知书是爸爸亲自送回去的。当时已到十月份，快到中秋节，上午刚上完两节课，学校教务处的一位老师匆匆找到我，说你哥的通知书终于来了，赶快送回去，他一定望眼欲穿了。当时的我连谢谢都没说，一把抓起大红的通知书，转身就跑，向十多里外的老家奔去。

远远地传来学校眼保健操的旋律，优美地在耳际荡漾。田野里一片翠绿，空气中弥漫着水稻抽穗时的清香。偶一两只小鸟在高远蔚蓝的天空中翱翔，当时爸爸的心快乐得象要飞出胸膛。是的，这是爸爸一生中最为开心的一刻，就是因为大伯终于如愿所偿！

回到家，却听奶奶说大伯跟着爷爷去外村修船了，我喝了一大碗井水，立即又冲出了家门。当我气喘吁吁跑到大伯面前，把通知书给他的时候，大伯一把抱住了我，眼泪喷涌而出，大声呼喊着：我终于考上了，我终于考上了！我以后可以吃公家饭，拿工资了！

三年的大专学习结束后，大伯被分配到了镇江一家大型百货公司工作。由于工作出色，为人谦和，他受到领导和同事的一致好评，很快得到提拔，并最终成为该公司的老总。在他的领导下，公司十几年来规模不断扩大，业绩逐年提升。

一九八一年，爸爸不出意外地考进了一所重点大学，随后分配至常州一所大学任教，又辗转到了一家外贸公司从事国际贸易工作。十多年来，爸爸曾出访过几十个国家和地